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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18位农民的冒死之举

 2017-02-18 22:39:40 来源:杰西探索 点击量:

   一间小茅屋签订生死契约的18位社员,扛起了中国改革的第一面大旗,引发了农村又一次包围城市的大变革。总设计师一分钟的沉默之后,勾画出“小康中国”的概况


国家博物馆中川流不息的参观人群,常常驻足在一个编号为GB54563的陈列物前。它就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长年累月在土里刨食却不得温饱的庄稼汉,甘冒坐牢杀头的危险,于1978年11月24日所立下的惊天动地的保证书。所签名的18个名字上,都按有鲜红的指印。这份已成为历史文物的保证书,承载着新时期农村改革的风云变幻。
    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确,如果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了辉煌的成功,解放了几亿人口,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话,那么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道路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解放的是中国的生产力,正在建立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现代化中国。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几乎与此同时,安徽凤阳小岗的农民偷偷地实行了包干到户的责任制。那个寒冷的冬夜,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严立华家那低矮的草房里,18个社员聚在一起,神情隐秘而带悲壮,签订了一份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成,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村里的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分田到户大包干,坐牢杀头也心甘!为何此事让这些朴实的农民如此惶恐地下决心,以致托付了抚养孩子的后事?


历史并不遥远,人们记忆犹新。1955年,农村合作化一哄而上。1958年不考虑农村的实际情况,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又过早建立。当时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主张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遭到毛泽东痛斥。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严重饥荒。安徽宿县一位70高龄的老人为了照顾生病的儿子,无法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也就得不到那赖以维生的口粮。不想眼睁睁地饿死的老农,于是请求公社干部允许带着儿子上山养病并开荒自救。一个老一个病两人上了荒山,老人凭自己勤劳的双手开出了16亩荒地,不仅收到了口粮,还向公社交了1800斤粮食和养鸡得到的60元钱。老人个体劳动创造的丰收奇迹与当时集体劳作下的歉收、饥荒形成鲜明的对比,农民在惊羡之余认识到:把田分给各户可以收获更多的粮食,摆脱饥荒。于是,全省各地纷纷要求包干。1961年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极力陈述民情和责任田的好处,毛泽东批示试行。当时刘少奇、邓小平等非常赞成。


邓小平于是提出了著名的“猫论”。但是毛泽东仅容忍包产单干试行了一年。1962年8的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刘少奇说:“一搞包产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包干到户是个方向问题。”后来,刘少奇与邓小平先后因此作为“罪名”之一罗织,在“文革”中被打倒。


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大旱,农民再次面临绝境。在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下,实行了“借地种麦”。结果,肥西县大旱之年大丰收。在“借地种麦”的影响下,安徽农村悄然兴起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但还没有人敢于突破禁区分田到户。凤阳早有“十年到有九年荒”之说,是有名的“叫花子县”,小岗生产队更是远近闻名的光棍村、讨饭村。全队20户人家,不算两户单身汉,18户家家讨过饭,家家都有人当过生产队干部,但都没有解决好吃饭问题。当大包干到组责任制在凤阳全县兴起时,小岗也学着别人的样子搞起了分组作业。先是将全队分成两个作业组,“大呼隆”变成“小呼隆”。没维持几天,只好将两个作业组分开,分成4个或8个作业组。但还是有上工迟到、分工吵嘴、记分计较等现象。要再分开的话,只有一家一户包田干了。


于是,在那个晚上,18个农民挤在一起,召开一个关系全队命运的秘密会议,主题是研究分田单干。大家的话匣子一下子被打开,队长严俊昌“最后拍板”:“我们定下两条规定,第一,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第二,上交公粮的时候,该交国家的交国家,该交集体的交集体,剩下的归自己,任何人不准装孬。”随后,副队长严宏昌执笔,写下了全国第一份包干合同书。大家争先恐后用食指蘸上鲜红的印泥在自己的名字上重重地按下指印。他们连夜抓阄分牲畜、农具,又迅速丈量土地,艰难地迈出了分田到户的第一步。
    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小岗农民憋足了多年的劲头,拼命地干。俗语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其他村队的亲友外人,一看小岗人的劳动阵势,就明白是分田到户了,消息很快传开。公社领导立即把几个队干部找去质问:你们小岗是不是在搞单干?你们当干部的要注意,这样搞是要犯国法的。如果是单干,赶快并起来,否则就要把你们小岗的情况上报县委处理。严宏昌等人一口咬定是分组作业,不是分田到户。


所幸的是,小岗人的行动得到了省委和县委的支持。其实,早在1977年11月,在万里的支持下,安徽全省工作会议上即通过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其收获除完成国家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搞责任制。这就是著名的“安徽六条”。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万里曾就肥西县借地种麦及包产到户问题请示过陈云,问怎么办。陈云说“我举双手赞成”。后来,向邓小平请示,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实事求是干下去。”有了陈云、邓小平的支持,万里心中有了底。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陈永贵批评万里:“好行小惠”、“变相单干”。万里回敬说:“你走你的阳关路,我走我的独木桥。”


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找到严宏昌,叫他不要害怕,不要有思想顾虑:“只要你们能搞到好吃的,我们也不要你们粮食,只要不再靠国家就好了。好好干,就做一个试点。”这下子,小岗人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1979年10月,秋高气爽。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算盘珠被人们拨得“噼噼啪啪”作响。检验小岗包干到户成果的时候到了。数字出来了,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至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年年“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小岗村,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


实践给小岗村的包干做出了响亮的回答。1980年1月,万里到小岗视察,挨家挨户逐个查清,对小岗的创举作了高度的评价,肯定了包干到户是“马克思主义”:“今后,哪个再说你们是搞资本主义,这场官司交给我,我替你们打。”


万里首先在安徽支持责任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要吃米,找万里”的佳话不胫而走。几乎是与此同时,四川省也大力支持责任制,制定了“四川十二条”,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四川的农业也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


随着包产到户从暗处走到明处,从个别省份走到全国许多省份,由此引起的责难也纷至沓来。当时,中央机关大报《人民日报》发表了读者来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这给悄悄点燃的星星之火似乎泼了一盆冷水。从此,风云四起,议论纷纷。在中央各部委和各省领导人中,支持包干到户的屈指可数。江苏的一些地方对着安徽用大喇叭广播,并赫然醒目地刷出一幅幅类似“坚决反对安徽分田单干”的大标语。这大概是害怕“近墨者黑”吧。
    在包产到户遇到重重阻力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对农村的改革及时给予了有力的支持。1980年5月31日,他同中央负责人就农村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干到户的地方,搞了包干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邓小平早在自己第三次复出后,就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状况,对农村的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了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复出后不久,他在东北之行中多次谈到农村问题。他说,一个公社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一个大队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更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邓小平对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提法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学大庆、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比如他评工记分,一年搞一次,全国其他人民公社、大队就不可能这样做,取消集贸市场也不能学,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


大寨是毛泽东在农业战线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是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学习的榜样。大寨的那些做法在当时被宣传为最具社会主义特征的,在那个年代,谁要说不学大寨,弄不好就会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渐渐拨开了阻碍农村改革的重重迷雾。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真正得以正名,是在1982年。这年1月1日,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到1982年底,80%的农户实行了大包干,1983年则上升到总数的93%,人民公社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发布了5个有关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一步步将农村改革推向全国,引向深入,最终确立了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也推动了城市改革,在我国很快又形成了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之势。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多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这般评价农村改革中涌现的乡镇企业。本文摘自《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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